手术室门上那盏刺目的红灯，像一颗凝固的血珠，悬在走廊尽头。
“下午、下午开始的……”那个名王周晓雯的上海女知青背靠着冰凉刺骨的墙壁，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单薄的棉袄衣角，声音因为哽咽和寒冷而断断续续，“一开始沈娟就是说肚子有点疼，我们以为是着凉了，喝了点热水……后来越来越厉害，疼得她在炕上打滚，脸色白得像纸，汗出得把头发全打湿了……再后来，她就叫不出声了，蜷在那儿直哆嗦……然后就、就昏过去了……”
她语无伦次地回忆着，每一个细节都让当时束手无策的恐慌再次浮现。旁边另一个女知青夏春红默默搂住她的肩膀，自己的嘴唇也在轻微颤抖，不知是冷还是后怕。她们从繁华的上海来到这苦寒的北疆，经历过劳作艰辛，适应了粗粝生活，却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直面同伴生命急速流逝的威胁。那吉普车在暴风雪中如同怒海扁舟般的颠簸疾驰，沈娟在后座逐渐微弱的呻吟和最后彻底瘫软的身体，都成了短时间内难以驱散的梦魇。
手术室的门沉重地合拢，将内外隔绝成两个世界。门内是争分夺秒的生死博弈，门外是冰冷、焦灼、充满消毒水气味的漫长等待。
走廊狭窄而昏暗，只有头顶一两盏度数不高的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光。墙壁是多年前刷的浅绿色油漆，多处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灰黑的底色。长条木椅上空荡荡的，没人有心思坐下。寒气从门缝、窗隙源源不断地渗透进来，与室内本就有限的暖气抗衡。四个人——林墨、张建军，以及周晓雯、夏春红——像四尊失去温度的雕塑，靠着墙，或茫然地望着红灯，或低头盯着自己沾满泥雪的棉鞋。
沉默如同实质的冰层，冻结了空气。只有粗重不一的呼吸声，以及窗外那永恒般、鬼哭狼嚎似的风雪呼啸，填充着每一秒被无限拉长的等待时间。那呼啸声时而高亢尖利，时而低沉呜咽，仿佛一头巨大的白色野兽，正匍匐在医院之外，试图吞噬一切。
张建军从皱巴巴的棉袄内袋里摸出半包“经济”牌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去摸火柴。他的手指冻得有些不听使唤，划了几次才擦出一点微弱的火苗。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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