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主任对此倒是“当仁不让”。他们将自己关在队部那间最好的、糊着旧报纸的办公室里，门窗紧闭，琢磨了整整一天一夜。昏黄的煤油灯下，钢笔尖在粗糙的稿纸上“沙沙”地划拉，又伴随着烦躁的撕扯声被狠狠涂改、揉成一团。
烟灰缸里，烟头很快堆积如山，浓烈的烟味几乎能呛出眼泪。他们心照不宣，默契地遵循着某种官场生存的潜规则，极力避重就轻，巧妙地将报告的核心主旨，从“领导好大喜功、轻信谎言、强行组织并批准冒险狩猎活动导致严重后果”，不动声色地扭曲、粉饰成了：“在特定困难时期，为积极改善插队知青和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组织的一次探索性、生产性活动中，因个别基层人员（主要指向苟富贵）思想麻痹、盲目冒进、不听从指挥，加之当地地理环境极端复杂、突发不可预知的野兽袭击等多重客观不利因素叠加，而导致的意外险情”。
在这份精心雕琢的报告里，他们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了力挽狂澜的英雄——“敏锐洞察到情况异常”、“第一时间果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亲临一线，坐镇指挥，高效协调并动员一切可调动之力量”，最终“成功组织并实施了一场英勇顽强、高效有序的救援行动”，“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国家财产（枪支）和革命知识青年生命的重大损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在危急关头临危不乱、敢于担当、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崇高精神与过硬素质”。
至于林墨那决定生死的一枪、熊哥沉稳的断后、十一位社员舍生忘死的进山、以及部队排长们的无私支援……所有这些真实流淌的鲜血与勇气，在报告中，都被轻描淡写地浓缩为一句话：“在领导的统一指挥和有力组织下，当地广大群众及部分民兵积极参与了救援工作”。
功劳，被巧妙地、系统地窃取了；过错，被精准地、彻底地推卸了。
报告层层递交上去后，靠山屯的表面，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春耕的号子结束，夏田管理同样不容忽视。
土地呼唤着汗水，人们似乎将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间苗、除草的繁忙中，渐渐不再公开议论那惊魂动魄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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