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骂骂咧咧，“人家小林、小熊同志牺牲自己的休息日，顶风冒雪钻进老林子，用的是自己的枪、自己的弹药，打回来的东西哪次不给屯里缴一部分？咱们谁家老人孩子没沾过光？现在倒好，成了罪过了！”
“就是！也不知道是哪个黑了心肝、烂了肚肠的王八羔子去告的黑状！让他嘴上生疮，脚底流脓！”
每每听到这些，苟文才脸上都是不尴不尬、青红不定……
“队长叔，”甚至有人偷偷去撺掇老队长，“就不能……就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让小林和熊崽他们……偶尔进趟山，悄悄地干活，打打牙祭？这身子实在亏得慌啊…”
老队长每次听到这种话，总是把眼一瞪，烟袋锅子磕得梆梆响：“胡闹！出了事谁负责？你替他们顶雷？还是我替他们顶？县里的文件白纸黑字写着！谁再出这馊主意，我就扣谁的工分！”
众人便只好讪讪地散开，但肚子里的饥火和心里的怨气，却越积越旺。
就在这种压抑而忙碌的氛围中，靠山屯又迎来了一批新人。
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再次卷着尘土开进了屯子。这次来的，除了黑河地区机关下来的另外一名插队干部，还有一位从上海来的级别不低的干部，以及一批刚从北京、上海来的知识青年。
屯子的接待能力瞬间被撑到了极限。生产队部腾出了两间最好的房子，给了那两位领导居住。而知青点那两间原本就拥挤的土坯房，又硬塞进了九个男男女女的新知青。加上“原住民”李卫红和张建军，小小的地方竟然塞了足足十一人，晚上睡觉时几乎是人挨着人，转身都困难。
新知青们的到来，暂时冲淡了屯子里关于林墨事件的压抑气氛，带来了新的喧嚣和陌生的城市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