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眼镜的美国人低声说了几句。那个美国人从文件包里抽出一份文件，翻到某一页，指给他看。
然后Crowley回过头，语气变得更加公式化：“我理解中方的立场。但坦率地说，核磁共振技术受到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涉及技术转让的部分，需要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证。这个过程很复杂，时间也很长。我的建议仍然是，先解决设备引进的问题。”
唐宋在本子上记下“出口管制”四个字，在旁边画了个圈。
第一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没有进展，没有突破，甚至连激烈的交锋都算不上。就像两个拳击手在台上绕圈，互相试探，谁都没出拳。
第二天，气氛开始变了。
Crowley的笑容还在，但话里多了几分不耐烦。他反复强调一百五十万美元的价格“已经是最优惠的”，并且暗示“如果中方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做出决定，美方可能会考虑将这套设备优先供应其他亚洲国家”。
唐宋听出来了，这是在施压。
“日本、韩国、新加坡，都在积极引进核磁共振技术，”Crowley翻着手中的资料，语气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GE公司的产能是有限的，每年的产量就那么多。谁先签约，谁先拿到设备。”
唐宋没说话。他在想，这到底是真话，还是谈判桌上惯用的虚张声势。
周局长开口了，声音不紧不慢：“Crowley先生，中国有十亿人口，对先进医疗设备的需求是巨大的。这个市场，我想贵方不会忽视。”
这话也有分量。十亿人的市场，谁舍得放弃？
Crowley笑了笑，没有接这个话茬。他转头跟身边的美国人又低声说了几句，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周先生，”他转过身，语气忽然变得有些随意，“我们不如先休会。明天再继续谈。”
周局长点点头：“可以。”
第二天结束。
回到酒店房间，唐宋推门进来的时候，李承霄正坐在床沿上，手里转着一支钢笔。
“唐哥，”他说，“我看出来了。Crowley这个人，是典型的爱尔兰人。他今天说‘优先供应其他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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