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把军服塞回帆布袋，重新换上那身沾满泥水和血渍的便服。
他没有急着跟陈国华他们进门，而是在街边残破铺面的阴影里停了几息。帆布袋里除了刚脱下的日军军服，还有一件灰色呢子大衣，肩里绣着一行很小的德文商号。那是昨夜从日军军曹身上搜出来的，不知道是抢来的还是私藏的战利品。
他把大衣套在外面，又从贴身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得整齐的德文货运单。
那张货运单来自上海一家德国洋行，抬头、商号和圆章都是真的。几年前郑耀先在霞飞路帮那家洋行处理过一桩走私纠纷，顺手留了几张废单据。它不能证明身份，但在一个半懂不懂的翻译眼里，足够让人犹豫。
谍战里最要命的，从来不是把假话说成真话，而是让对方不敢立刻判断真假。
他没有再用昨夜那几套日军军服。
军服能骗过换岗新兵，却骗不过已经带队搜捕的中尉。到了安全区门口，真正管用的是另一种东西：洋人的记录、商会的印章、翻译的胆怯，以及基层军官最怕被上级追责的本能。
这张牌不硬。
但只要打在对方最怕的位置，就够硬。
他把货运单塞进大衣内袋，压低帽檐，朝安全区大门走去。
那扇由铁丝网和木板临时搭起来的大门口，刚刚接收伤员的金发外国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两个戴红十字臂章的中国志愿者正把担架往里抬，陈国华和老赵混在难民队伍里低着头，谁都不敢多看一眼。
短暂的平静只维持了不到半分钟。
街口传来杂乱的皮靴声。一个挎军刀的日军中尉带着六个士兵走了过来，刺刀全部上在枪口。队伍里还跟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国翻译，袖标上写着“通译”两个字。
中尉停在门前，低声说了一句。
翻译立刻朝门里喊道：“里面的负责人出来。皇军奉命搜捕逃兵，刚才抬进去的伤兵必须交出来。”
那名金发外国人摘下帽子走到门口，中文说得很慢：“这里是国际委员会登记的安全区，伤员和难民都在名册上。你们的司令部已经承诺过，不得擅自进入。”
翻译没有照实翻。他转头对中尉嘀咕了几句，把“承诺”和“登记名册”都含糊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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