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郑耀先把沈越叫到了办公室。
“霞飞路169号，德国洋行。”他把一张手绘的简图推过桌面。“从今天起，你带两个人。轮班盯着。”
沈越看了一眼图，点了下头。
“怎么盯？”
“你去弄一辆黄包车，就停在洋行斜对面的弄堂口。扮车夫，不要靠太近，记录所有进出洋行的人。时间，长相，穿着，停留多久。”
“明白。”
“有一条，”郑耀先加了一句。“只看，不动，不管看到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许动，就算看到有人杀人放火。你也给我蹲着不动。”
沈越没有多问，拿起那张图。折好放进内衣口袋，转身走了。
半个钟头后，霞飞路。
沈越已经换了一身行头，灰布短褂，青布裤子。脚上一双烂布鞋。脸上抹了一层灰，头发弄得乱糟糟的。蹲在弄堂口。面前支了一辆半新不旧的黄包车。
看起来就是一个等活儿的车夫。
霞飞路上人来人往，法国梧桐的树荫底下。有穿旗袍的太太，有穿西装的洋行买办。有卖花的姑娘，有巡逻的巡捕。
169号的德国洋行就在马路对面。两扇玻璃门，门头挂着一块铜牌。“M.Kruger&Co.”四个英文字母。一楼橱窗里摆着几台照相机和几块怀表。看起来规规矩矩。
门关上之后。郑耀先靠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
德国洋行这条线，他不急。急的人不是他。
他现在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
上午十点，徐伯良派人来请他。说是商量工作分工。
郑耀先整了整衣领，去了。
区长办公室在二楼最里头。门口挂着一块“区长室”的木牌，门半开着，飘出来一股龙井茶的味道。
徐伯良坐在一张老式的红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一套宜兴紫砂壶。两个杯子，一个给自己，一个给客人。
“耀先来了，坐坐坐。”徐伯良站起来，亲自给他倒了杯茶。“昨天你那个讲话。好！有气势！年轻人有干劲，这是好事。”
郑耀先接过茶杯，“徐区长过奖了。晚辈初来乍到，还得多向您请教。”
“客气了不是，”徐伯良摆了摆手。坐下来，端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喝了一口，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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