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是在第二天夜里送出城的。
宋孝安办事一向利索。他从巡捕房拿到那三箱盘尼西林以后，没有经过特务处的仓库，而是直接拉到了法租界红十字会驻沪办事处。红十字会的法国主管对这批药的来路没有过多追问，他只关心一件事：药品的品质和数量是否与移交清单上的一致。
清单是查理亲笔签发的。法租界总督察的签字加上特务处的财务印章，在上海滩的官方圈子里，这已经算是板上钉钉的合法文件了。
“三箱，共计三百支。全部是英制标准包装，批次号完整，密封完好。”红十字会的主管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在清单上签了字，“宋先生，感谢特务处的协助。我们会按照‘下乡医疗巡诊’的名义，把这批药品运往指定的医疗站点。”
“辛苦您了。”宋孝安把签好字的清单折好放进口袋，朝主管鞠了个躬。
两个小时后，一辆挂着法国国旗和红十字标志的军绿色卡车从法租界的南门驶了出去。
车上没有武装押运，只有一个穿白大褂的法国医生和两个中国助手。卡车的车厢里装着几箱标注为“医疗援助物资”的木箱子。箱子外面贴着法国红十字会的封条和一份法文移交单据。
车开得很慢，沿着通往松江方向的公路稳稳地行驶。路上经过了两个日军设置的哨卡。第一个哨卡的日军士兵看到法国国旗和红十字标志，挥了挥手就放行了。第二个哨卡的日军军官多看了几眼，还让翻译问了一句“车里装的什么”。
法国医生用流利的日语回答：“药品。法国红十字会的乡村医疗援助项目。有法租界巡捕房的签章文件。”
日军军官翻了翻文件，看到法租界总督察的签字和红十字会的印章，犹豫了两秒钟，然后让开了路。
卡车继续前行。
在松江以南三十里的一条土路上，卡车停了下来。法国医生和两个助手把三箱药品搬下了车，放在了路边的一棵老槐树下面。
十分钟后，一辆驴车从田埂后面慢慢地走了过来。赶驴车的是一个穿粗布衣服的中年人，脸上黑一道白一道，像是刚从地里干完活。他把三箱药品搬上了驴车，用稻草盖好，然后赶着驴子沿着田埂慢慢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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