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注四书五经，这是绝对的大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四书五经的内容有的比较浅显，没有多少争议。
有的却争议很大，历史上曾有数次辩论。
到了大明立国时，理学已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所以大明的科举教材，是以二程和朱熹的校注为主，按照他们的解释。
如今皇帝要重新校注四书五经，明显是要用新学问，取代理学的地位。
一些臣子想到这段时间的批宋之风，隐隐明白了皇帝的想法。
还有臣子维护理学，对此极力反对。
大理院右少卿吕维祺道：
“陛下，朱子四书集注，尽释圣贤真意。”
“天下学子皆从其学，无需重新校注。”
引来群臣支持，认为根本不用改。
他们祖祖辈辈学的就是这个，如果忽然改了，就要和其他人站在同一起跑线。
朱由检见此情景，解释道：
“朱子的校注，自然是极好的。”
“但是如今定了标点符号，那是必须点校的。”
“除此之外，四书集注的内容，大部分都不用改。”
安抚了一下群臣，朱由检又说道：
“但是朱子的注释，到底是在近古衰世所作。”
“他所讲的是中华文明在衰落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自保。”
“所以不免有些保守，对于开创天朝、重返盛世，却是不合时宜。”
“对这些不适应新时代的内容，朕以为必须要改。”
这番话语，颇出乎群臣意料，他们没想到皇帝如此看待理学。
那些觉得皇帝批宋是要完全推翻理学的，没想到皇帝会肯定程朱理学的意义，还要沿用大部分注释。
维护理学道统的，则是没想到皇帝从开创天朝出发，认为程朱理学已不合时宜。
他们对此当然要解释，但是宋朝从未成为天朝的事实，却让他们的辩解极为无力。
大明成祖时期固然称得上是天朝，但是当时掌权的是贵族，谁都不能说是靠理学治国成了天朝。
反而是三杨主政时期放弃交趾等地，还酿成麓川之乱。后来的土木堡之变，也和他们的边疆政策失误不无关系。
土木堡之变后，学习理学的儒家士子彻底掌权了，他们治理的大明虽然称得上稳定，维持了二百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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